在茶叶贸易的发展过程中，唐代的经济生产结构发生了改变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曾举晋代的刘琨、张载、陆纳、谢安、左思等名人喝茶的事迹，但这并不表示人工种植茶叶的普遍化。唐代以前各地陆续种茶，但并没有很大的市场，种植和销售的规模都非常有限。

直到《茶经》完成不久后，茶叶市场迅速出现。当时有名的茶市，莫过于饶州的浮梁，也就是今天江西景德镇市的浮梁县，当时的景德镇还只是浮梁下面的一个市镇。浮梁茶叶的知名度，有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为证：「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。」

按《元和郡县志》的说法，在陆羽去世的时候，浮梁茶的年销售量已经达到「每年出茶七百万驮，纳税十五余万贯」。每年茶叶制成的季节，不但有江淮各地的商人前来购买，甚至远道而来的山西人、河北人也络绎不绝。这样来看，白居易诗中的这位「重利轻别离」的商人，只是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爆款商品茶叶的全国性销售。茶叶销售对经济的刺激可想而知。唐朝甚至专门设置了「茶叶税」，从中赚取了大量收入，补充了国库。到了唐代后期的宣宗之际，茶叶税收入已经达到每年将近八十万贯，成为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。

另外，中原各地商人买卖的茶叶，有很大一部分也流入了周边地区。唐朝的外围还有吐蕃、党项等许多民族，他们毫无例外地都经历了从起初的对外扩张到后期生产乏力，进而向内坍塌的发展轨迹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佛教一如既往地成了民众的精神选择。可以想见，茶叶的妙用也很快为他们所知。和回纥买茶的故事一样，唐朝可以向他们供应茶叶，而他们所能提供的畜产品，尤其是马匹，同样也是唐朝所需，双方一拍即合。

等到宋代以后，汉地政府在马匹生产的自主性方面越来越低，对「茶马贸易」的依赖也越来越高，进而变成了一项固定的制度。过去的文献常常用边疆人群「嗜茶」，而汉地则是开恩「市茶」的观点来描述这种贸易。现在看来，实际情况恰好相反，汉地人群其实更离不开马。

由于茶马贸易的场所都在中国的北方或西北，为了节省茶叶的运输成本，唐朝政府也把茶园从赣东北、皖南，迁到了陕西、四川等地。唐代末年的诗人孟郊，写过这样的诗句：「蒙茗玉花尽，越瓯荷叶空。」意思就是用越窑瓷器来喝蒙顶山的茶叶。蒙顶山位于四川雅安，也以出产毛峰茶闻名后世。用四川本地茶叶去交换川西北的马匹，确实要少走许多路程，但这也间接造成了唐代闻名茶叶市场浮梁的衰落。茶马贸易保障了优质战马从西北地区源源不断地输入，宋朝因此得以抗衡辽国、金国，使中原王朝又坚持了两百多年。